對很多人來說，想去哪裡旅行拿著護照就可以去了。但是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有些人連護照也申請不了；有些因為國家政治或宗教原因，去不了某些地方；也有人申請簽證難比登天。這次在以色列認識的戈蘭高地德魯茲人，令我明白能夠隨便出國是一種恩典。旅行對某些人來說，可不是必然的。

1967年，以色列六日戰爭戰勝了周邊的阿拉伯國家，連敘利亞的戈蘭高地也佔領了。自此以後，那裡的德魯茲人就歸以色列管轄。Wayl是住在Majdal Shams的德魯茲人，他聽我分享去那麼多國家的事，用羨慕又無奈的語氣跟我說：

“我也很想好像你這樣到處旅行，但是我們要去一趟旅行一點都不容易。比如我們要去意大利，就要去意大利的領事館辦簽證；要去西班牙，就要去西班牙領事館辦簽證。反正要去哪裡都要辦簽證！住在戈蘭高地99%都是德魯茲人，是敘利亞國籍。我們可以申請入籍為以色列公民，但是我們不想因為一本護照而放棄敘利亞的身份，所以我們只有旅行文件（travel document）,卻沒有護照。我們辦簽證要提供很多證明，而且還不一定獲批，所以要去一趟旅行都要搞很多文件，真的很不方便。”

Wayl家的窗口，外面就是戈蘭高地的黑門山

從來沒有想到旅行對他們來說是一件那麼困難的事。在我們看來唾手可得的事，卻是德魯茲人花了很多功夫才能獲得的一次機會。我聽完Wayl講完，沉默了幾分鐘。這幾年護照被不同國家蓋上走過的痕跡，看著這些“足印”我該自豪嗎？心裡有一絲絲替Wayl不值。原來旅行不是必然的！知道越多，越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旅出國自由，畢竟我比很多人幸福，起碼我有選擇的權利。

去以色列前，一位馬來西亞讀者告訴我他很羨慕我可以去以色列。原來馬來西亞護照規定不可以進去以色列，這又是一個政治和宗教影響下的犧牲品。這幾年，走的地方越多，越發現香港人真的很幸福。旅行，是我的生活模式，卻是有些人一生不可能出現的兩個字。還記得跟Wayl分開的那一天，我還是跟他說：“希望有一天你可以來香港。”他臉帶笑容地說：“可能我會來的。”旅行在他身上不是一種必定會發生的事，只是一種可能性。我可以做的就是繼續分享我的旅行見聞，使旅行可以在文字間成為世界上某些人的一絲安慰。

Wayl和我

離開Aida難民營那剎那，帶著百般無奈和無限唏噓。我只是伯利恆的一個過客，而難民營的人民卻是真實地在那裡過活，我可以做什麼？

在希伯崙遇到一個中國男生，他曾獨自走訪伯利恆的難民營。本來我以為要有導遊帶著才能進去，既然可以獨往，我就下定決心，一路問人，一路向Aida難民營前進。在我心目中，難民營是一個荒蕪的地方遍佈帳篷，住滿了窮人，吸毒和犯罪率高。所以，從我看到墻壁寫著Ayda幾個字開始，心中既害怕又期待，究竟巴勒斯坦的難民營是怎麼樣的呢？ 一邊走，一邊把墻上的塗鴉鎖進鏡頭。細心觀賞每一副圖畫，都別有心思，記錄了巴勒斯坦人對國家領土被侵佔和在對自由平等的解讀。

一位包頭的婦女走過看到我，對我微笑，舒緩了我緊張的情緒。以前走訪山區和貧民窟的經驗告訴我，窮人的心都比較善良，所以頓時放下了高度戒備，只是小心一點就好了。

沿著墻壁走到轉彎處，遠遠一扇兩層樓高的拱門上面橫著一條鑰匙站在入口，震撼人心。它寄寓1948年建國前後逃亡海外的巴勒斯坦人最終有權利回家，用鑰匙打開自己的家門。

門上寫的字

門側寫著死去兒童的名單

門後不遠處有幾個青少年在聚集，我戰戰兢兢地慢慢走去，旁邊是一家髮廊，看來他們是裡面的員工。再走前一點，有一家青年中心。要了解一個社區的發展，只要找到一些非牟利機構就可以略知一二了。旁邊有另一家社區中心，我正猶豫要進哪一家時，突然有個導遊帶著一團人來到青年中心，我就趁機跟著他們走進去了。導遊介紹了中心的一個員工後，就到外面等候。我看到他們都坐下來，就厚著臉皮問職員是否可以加入，他點點頭。就這樣，我就誤打誤撞跟了一個團來聽青年中心的介紹了。

青年中心

職員是一個在伯利恆土生土長的巴勒斯坦人，他大概說明一下難民營的產生原因和難民數量、在黎巴嫩和約旦生活的困難、聯合國支援和資源的削弱等情況。他講話有點快，我吸收不了全部信息，不過起碼對難民營有基本的了解。Aida住了5000個難民，他們是1947-1948年建國後回來住在這裡的。當時有1百萬難民四散到約旦、黎巴嫩、敘利亞等地。現在在黎巴嫩的巴拉斯坦難民就算本身是專業人士，也找不到工作。因為當地限制15個行業不給巴人工作，包括律師等專業。在約旦的難民也是受到不公平的對待，很難找到工作。直到2019年，有1千9百萬名巴勒斯坦難民散居各地，以色列境內就有27個難民營。聯合國近年削減對難民營的撥款和支援，非牟利機構的營運愈益困難。他們都是這裡的義工，能幫多久就多久。講到這裡，職員似乎對難民營的前景有點愛莫能助的無奈。

之後他就帶我們一行8人走進社區看真實的難民營情況。只見建築是三四層樓高的水泥磚頭結構，跟我想像的帳篷完全是兩碼子的事。樓宇的外貌沒有規則，看上去應該是隨便蓋起來的。建築物排列不整齊，這裡一棟，那裡一棟。如果沒有人帶著亂走可能會迷路。沿途有一些小孩都主動地跟我們說hello，其中一些外國女生就逗他們玩一下。職員帶我們走到一棟樓下面，剛好碰上他的同事在帶另一團人，他就直接叫同事一起介紹。

那位同事說這裡的房子都沒有封頂，因為難民人數一直增加，所以會一直在頂層再蓋上去。有些建築頭兩層和第三層的外墻顏色完全不同，就是因為這是後加的。

加蓋的樓房

而天台有很多大型的黑水箱，是為了防止被截停水也有水用。

水箱

走到一所學校的門外，職員說因為之前發生衝突，這所學校沒有再營運了。

荒廢的學校

彈孔？

再走前一點點，就是畫滿了塗鴉的隔離墻。以色列軍人為了阻止小孩扔石頭和害怕我們扔汽油彈，就把這裡圍起來了，他說的時候有點嘲諷以色列的行為有點小題大造。最後我們就回去青年中心，大概走了15分鐘。

那團人離開後，我留下來買了一張明信片，算是對他們的支持。

紀念品

還記得我問那個職員：“為什麼你會在這裡當義工？”他語重心長地說：“伯利恆是我的家，我在這個難民營成長，可以盡一分力就做多一點吧！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很有限，但是還是要做。”我問另一個同事：“你對猶太人有什麼感覺？”他很理性地解說：“這不是猶太人和穆斯林的問題，我們都想要和平，我們也可以相處得很愉快。問題是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政府利用宗教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紛爭，這些都是政治問題。”他的說法令我重新反思以巴衝突從頭到尾受害的還是百姓，之前我一直認為猶太人和穆斯林都不喜歡大家。但是其實他們都想要和平，只是政府的隔離措施和政策使雙方的關係持續緊張，宗教或許就是政治家一直運籌帷幄的一種工具。

離開青年中心後，我蹲下來在背包找東西，突然一個小女生圍著跟我說Hello。那一刻我先看一下手機有沒有不見了，畢竟我常常被偷東西。一摸口袋還在，馬上拉上拉鏈，再看這個女孩要幹嘛。我看她沒什麼惡意，就問她幾歲，媽媽在哪。她好像不太明白我說什麼，我說我要走了，她就跟著我走。走到一個遊樂場，她指著裡面，然後一個女人走出來接她，我就跟她微笑點頭說再見。那一刻我很愧疚，竟然懷疑女孩想偷東西。或許是難民營犯罪率高的印象在我的腦海裡根深蒂固，因此容易提高警惕。不過，或許真正走過難民營，才會明白他們只是一些無家可歸的人，我們應該用什麼眼光看待他們呢？不過最諷刺的是難民營的外面建了一棟高級酒店，不知道遊客住在那裡有什麼感覺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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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巴勒斯坦】和平荊棘——伯利恆隔離牆

朋友常常說我是一個傳奇人物，我也越來越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奇葩。在以色列旅行，竟然跟著一團東京遊客遊覽昆蘭國家公園，看來我應該感謝我媽生了一副惹人憐愛的樣子，才能去到哪兒都遇到那麼多人熱心助我。

3月21日一早到昆蘭國家公園，想看傳說中死海古卷的洞穴。烈日當空，就坐在入口的涼亭先休息一下。有兩三個日本大媽也在乘涼，我就隨意用日語跟她們說了句：“很熱啊！”她們一聽到我會講日語，還以為我是日本人。我馬上澄清自己是香港人。我這家日語有限公司用微笑搭救，在捉到重點詞語時簡單回應一下。當其中一個大媽知道我是一個人來旅遊，頓時睜大眼睛來一句“好厲害啊”，還跟旁邊的大媽解釋我是一個人來。我就繼續賣笑，因為真的聽不懂內容了。突然，大媽捉著我的手，指著前方100米的一群人，大概是說那是他們的團員，叫我去會合他們。在我反應不過來時，大媽已經向導遊招手，還千里傳音告訴他我是香港來的，叫他帶著我走。為了讓大媽安心，我就走到那團人的位置。然後向大家鞠躬，說聲謝謝。

考古路線起點

導遊用日文問我是一個人嗎，我回答是。之後問我聽得懂日語嗎，我用手指比劃，說只會一點點，然後就示意他們繼續走，不用理我也可以。

考古路線

他們大概有20幾人，來自東京的某家教會，也有未信者。導遊沿著考古路線一邊走，一邊講解，我一句都聽不懂。那時候，有點後悔跟著他們走，不過既然大媽“安排”好了，就只好繼續走，自己拍一下那些看不懂的石頭吧。

走到某個位置，我在導遊旁邊拍照時，他突然問我叫什麼名字。之後再問我來以色列多久，去了哪些地方，是不是基督徒等，我都結結巴巴地用有限日語單詞回答。想不到我10年前學的日語現在還用得上，而且站在一群日本人的前面講日語，大家都炯炯有神地看著自己，好像很期待我會說出什麼偉論似的，心跳真的加速多了。有一兩個會講英文的男人問我一個女子旅行害怕嗎?我舉起右手像招財貓一樣，用日文回答“沒事的！”惹得大家捧腹大笑，拍手稱讚。想不到我的日文有限公司那麼受歡迎，或許將來可以在日本混口飯吃。

團員繼續向前走，導遊突然跟我說英語。原來他是移民到以色列的日本人，剛才還用日文問我那麼都問題，早知道就用英文回答他，讓他翻譯就好了。我趁機問他是不是有一條山路可以走去其他洞穴，他就指給我看，還說自己走過幾遍。我決定跟完他們走一遍後，就自己去爬山了。

登山入口

導遊繼續講解，來到最多人聚集的地方，就是牧羊人發現死海古卷的洞穴。

發現死海古卷的洞穴

有兩個女士走過來用英文跟我解釋導遊的介紹，起碼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在看什麼。其中一個對我很好奇，就用英文問我在香港做什麼工作，去過多少個國家，搭什麼車來這裡等等。之後她對我敞開心扉，說自己是很喜歡旅行的人，但是不敢一個人去旅行，看到我一個人跑來以色列，覺得我很大膽。她也是不喜歡跟團，跟我一樣有冒險精神，但是就是還不敢踏出安全圈。她不是信徒，這次跟著旁邊的傳道人友一起來，看到我一個人旅行，令她也想下次試試看。導遊帶著他們向著紀念品的方向走，她問我：“你要去紀念品店嗎？”我微笑地搖搖頭，指著另一邊的那座山。她不捨地說：“如果我自由行，我也會去爬。”可惜，她是跟團。就這樣，我們就在涼亭說再見。那個坐在涼亭的日本大媽見到我，也高興地站起來。我向她鞠躬致謝後，她就依依不捨地握著我地手說再見。有時候，在旅途上遇到大媽總有被呵護被疼愛的感覺，十分窩心。

第一次在異地跟著一團日本人參觀景點，語言好像不是一種障礙。雖然我不明白他們在講什麼，但是從他們的笑容和肢體語言，我感受到一種在東京旅行時看不到的溫暖。或許旅行使生活緊張的東京人可以放鬆下來，把平時繃緊的壓力釋放出來，呈現一個原始的人民面貌。在那位會講英文的女士離開那剎那，我有預感這個世界將來會多一個獨遊得女士。因為，她心中的那個夢已經被我喚醒了。

手腳並用爬上山洞

坐在懸崖遠眺死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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